大约十年前，K药(Keytruda)上市，过去十年后，K药成为药王，十年是个里程碑，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

　　在近期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座谈会中，礼来和默沙东的CEO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一切的变更来源于IRA法案。在该法案通过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许多制药商和相关利益集团试图通过诉讼来禁止该法案施行，但都没有成功。

　　药品定价成为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例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今年2月质询Robert Davis时说的那样：

　　为什么K药在美国的标价为191000美元(一年标价)，而加拿大只要112000美元，日本甚至只要44000美元？

　　Robert Davis的解答则放在了药品准入上，如果从适应症角度来看，在美国的17种肿瘤类型中，有39种K药的适应症，但是放眼欧洲，只有20种适应症。

　　而如果消减了药品价格，美国商会对此解释的后续补充认为，这会导致新药数量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延长，药品的患者可及性下降。

　　药房买药卖药当然需要吃回扣，中间商越多，回扣越多，而回扣的转嫁成本就到了患者身上。一些议员关注的焦点在于回扣问题，一位议员认为药房福利经理(PBMs)没有做任何研究。他们没有生产任何一种产品，但在他看来，他们是从整个系统中捞取最多资金的人。

　　当然，中间商则把这个问题踢回给了制药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制药商定价过高，引来了他们，他们也不至于进入市场渔利。

　　“如果你看看收入在哪里，制药商获得了三分之二，3230亿美元，药店利益管理人只是一小部分，230亿美元。”

　　而从药企自身对于投入研发的陈述来看，默沙东公司司迄今已在K药的开发上花费了46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还将增加200亿美元。

　　高额的投入收获的是高额的回报，当创新药这种具有市场排他性，独占性的药品不断产生收入后，那么投资资金也能得到回收。

　　礼来CEO David Ricks认为这一做法会导致产品的终身收入减半，而R&；；D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这样也不会利于患者。

　　总的来说，礼来CEO的担忧是有必要的，未来该公司的替尔泊肽是非常有可能和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竞争下一个药王位置，而IRA法案早已经瞄准了这类新型减肥/降糖药物，可以期待未来的发展走向，美国的医药市场是否也会陷入价格战的内卷。